留学生活如是说 留学英国决策全过程实录
- 2017年08月23日16:19 来源：小站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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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牙塔中的所有光彩照人、自命不凡、信誓旦旦，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还只是一厢情愿。走出校门，走向市场，一切仿佛从头开始。
个人的性情、意志，如果不与社会的尖锐、阴损、混乱、无聊相砥砺，永远只能是弱不禁风、不堪一击。
翻翻记忆中的碎片，十几年前英国留学的决策过程，真是“弱爆”了!至今想起来，那一地鸡毛还让我心绪难平。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毕业生，也就是被时代边缘化的70后族群中的那一伙，赶上了“从包分配向供需双向选择”的过渡期。
凭借在文科院校中的性别等优势，我很快摆脱了系里的内斗，没费太大周折，不屑地连续pass掉两个部委的第二轮面试后，便钻进了一家大型国企。
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施了四五年，没想到所谓“激情澎湃、波澜壮阔的国企改革”，原来是为了“脱困”，我所在的这个著名企业直到入职四五年后才扭亏。
我的“激情”很快被消磨了——从工作伊始就是等待。等待国外出差(补助高)，等待晋升，等待涨工资，等待年终奖，等待公派出国学习……
也别说，“波澜”还在。偶然瞥了一眼报纸，看到“国内MBA缺口30万人”的消息。这条来路不明的资讯，竟连带出留学的念头，与欲望和冲动产生了共振，信念被放大了，像湖面上激起的水晕，无限地扩张开去。
“人挪活，树挪死”——留学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功利的。
我马上陷入了无休止的悖论之中：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新加坡……一个一个试验，又一个一个打消。今天想读MBA，明天想读财会。一会儿看看托福，一会儿翻翻雅思。开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，之后处心积虑能出去就行。
到后来，我已经失去找工作时pass部委的豪情了。一切的鸿鹄之志都被海外大学的学费标准磨平了。只有英国还能拼一下：MBA才一年，就算把昂贵的生活费算上，相比别的国家，性价比是最高的。
又是“钱说话”(Money talks!)的逻辑，这是硬道理。
向银行借贷，要求是抵押同等金额的房产。我自然是没钱买房的，尽管那时的商品房价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。
跟家里同住的那50平米房子是父母单位分的，还没有产权证，抵押不了不说，就算能抵押，基本上也是押上了爹妈的老命，就算他们乐意，我可下不了手。
把自己的积蓄全算上，也还差好几万。当一切矛盾归于经费问题的时候，我突然从一个北京人，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。
背着单位，我几乎身兼三职，疯狂“捞钱”。当憧憬并为之鼓吹的出路变成附体的魔咒，我的偏执自高考结束十年来又一次爆发了。
2002年底，我递交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申请。这是个老校，老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：1451年建校，亚当•斯密竟然是这个学校毕业的!
邮寄申请材料的当天，邮箱里转发来一条消息：广州那边出现了怪病，高烧不退，呼吸困难，已经死了100多人了。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把它删除了，对这种官方以外发布的小道消息，我向来不信，还用瑞星杀了两遍毒，担心是“木马”。
2003年春节过后，北京的气氛愈发诡异起来。人们开始抢购消毒液、口罩，人大开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证实了广州出现了罕见病毒SARS(“非典”)。而一个月后，北京的消毒液、口罩已经脱销，厂家表示要24小时不间断生产。
单位也开始无限期放假，平时拥挤不堪的街道，此时几乎可以用冷清来形容。出入北京的航班、列车不断取消，使馆的签证业务也中止了，瘟疫横行的京城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闲在家里的我，在二十九岁生日前，收到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录取通知，只能慨叹“人算不如天算”。
岁月又要翻篇儿了。那个孤独的夜晚，不会喝酒、不会抽烟、不会打麻将、没有女朋友的我，百无聊赖。
每一次偏执都会牺牲掉一些东西。1993年高考备考的偏执，让我取得了“状元”级的高分，但没能突破循规蹈矩的保守与迟缓;2003年留英决策的偏执，让我第一次主宰自己的命运，但能力上的欠缺、停滞又让自己进退维谷。
否极泰来，炼狱般挺了两个月后，北京的危机局面总算有了转机，航班和签证业务也随之逐渐恢复。我在7月23日拿到了签证，鬼使神差，若干年前的这一天，我开始了职场生涯，如今第一份工作就此结束了，又重新回炉成了学生。
一位年长的同事听说我要去留学，兴奋地说，“好，我看你这面相，就觉得今年你得动动。”我附和着笑笑，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，我给自己的“卦辞”始终是这样。
坐在飞往英国的航班上，看着空乘手持喷雾剂袅袅而过，白雾中那消毒液的细小颗粒滴在我的脸上，滴在邻座的口罩上，滴在一片谨慎呼吸的寂静中。
留学英国的决策过程真的很折腾，困难、纠结、无助都没能绕开，其实也绕不开。该做的事，无法逃避，只有做到心安理得才行。
飞机起飞的轰鸣带走了所有的失落，一转头，不经意间瞥见了窗口那静静的蓝色，这应该是留学梦的颜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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